中国保险业2014年正逐步转轨到新一代监管体系。一季度，针对几家大型保险机构的数据测试已经开始进行。中国第二代偿付能力制度（下称“偿二代”）工作小组描述这项制度会带来的诸多变化。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介于面临风险的不同，处在不同产品线条、不同资产配置的公司，也将会面临截然不同的最低资本要求。

担心保险业风险累积的争论近来已有很多：集中退保风险增加，2013年寿险满期给付达到1742亿元并将于2015年达到高峰；流动性风险也在加剧，去年高现金价值短期业务规模已将近2800亿；还有费率和利率市场化的风险；逐步放开的保险资金运用潜在风险等。

然而现有仅以业务规模为把控的偿付能力监管标准，难以反映和监控日渐突出的上述风险。此外，保险机构正在成为诸多中国金控投资集团的中心运营平台，监管复杂性与日俱增。

设计中的偿二代正试图解决上述问题。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多次发表观点，希望偿二代能以风险为导向，通过科学设定资本要求，避免资本冗余，减轻行业资本负担，有效缓解新兴市场中业务快速发展与资本相对短缺的矛盾。另外，中国保险业占整个金融行业总资产仅9%左右，与发达国家超过20%的比重相比偏低，则是支持上述改革意见的另一重要背景。

偿二代中“定量、定性和市场”三支柱监管框架正是要与国际标准接轨。参与偿二代建设项目组负责人之一、安永亚太区保险业主管合伙人，北美精算师协会会员赵晓（微博）京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国际保险监督协会（IAIS）要求国际保险业有一个统一标准，按照其下设的保险核心监管原则（ICP）中，关于偿付能力最核心要求为上述三支柱监管体系，其中在一支柱定量监管里则必须要以风险为导向计量框架。亚洲市场中，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都已经转成以风险为导向的资本计量。

与金融危机后银行等金融部门以扩充资本应对各项风险不同，保险业“偿二代”，反而仍有可能释放部分纳入法定准备金的资本。以中国人寿（601628.SH；02628.HK)为例，其用于偿付能力计算的法定准备金比用于利润核算的会计准备金高出近千亿元。改革寿险公司过度保守的法定准备金规则已成为业界的普遍呼声。

2012年，保监会主席项俊波曾要求“偿二代”将在3-5年内完全建成。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得的工作进度显示，由监管机构、业界人士参与的工作小组，已经明确将在2014年内实施财产保险公司的各项管理细则；寿险公司最终将适用哪些细则也将逐步厘清。

“3、6、9”进度揭秘

中国监管机构计划3-5年全面建成偿二代。也有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欧洲修订偿付能力二代用了超过10年时间反复测试、评估、论证，中国要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监管体系转型，是一项很大挑战。

对比现行以定量为主的保险业第一代监管制度，偿二代新增了“定性监管”和“市场约束”两个支柱。同时对一支柱――定量监管也将升级，主要尝试改良准备金评估原则，使保险机构负债端的资本消耗与资产端更加匹配。

“一方面，在定量的资本要求中，准备金评估方法改变直接影响负债端，很可能是承保风险的资本要求会大幅下降。这对中小公司的影响非常大。”一位寿险公司风险管理部人士说，“另一方面，在二支柱定性监管中，如果自我风险管理水平达不到最低标准，我的资本要求或者偿付能力要求仍会被提高。相反，我们希望公司风险管理水平达标后监管能适当降低这部分资本要求”。

“偿付能力核心，是保险公司的实际资本要大于监管部门规定最低资本，最低资本是监管根据风险计算出来的，不管是偿一代还是偿二代都是这个思路。定量的要求偿一代基本已经覆盖，要完善的是以风险为导向更加合理的量化。” 2月底，一位保监会偿二代工作小组核心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那么，保险公司难以量化的风险，例如操作风险、战略风险、声誉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将以打分评级的方式在第二监管支柱中体现。而市场约束则意味着更多与防范风险相关的信息半强制性公开披露，引入外部监督。

也就是说，有效识别保险业各类风险，通过或量化或定性等方式，总结出一套可浮动评价并能引导自我风险管理的机制，是偿二代的核心。

“经过近两年筹备，今年至少要把偿二代框架下三个支柱的标准拿出来。对我们的挑战在于，如何反应和计量风险，然后再看各家公司的实际资本能否分别覆盖。”上述工作小组核心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按该工作小组现有节奏，3月底前，将陆续推出产险公司最低资本和实际资本标准、风险管理要求与评估监管标准、流动性风险监管标准、分类监管、保险集团监管标准、公开信息披露等一系列征求意见稿。

“实际上，产险部分的偿二代标准雏形3月份就已经出来。这当中二、三支柱的标准也同样覆盖寿险。但由于寿险一支柱里准备金评估原则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论证和测算，所以寿险的整体标准可能比产险差不多晚半年。”上述人士透露。

据多位项目组人士透露，偿二代总体原则是要保证全行业偿付能力稳定过渡，尤其是上市公司不能有太大

影响，而对于风险类型相对集中或者资本压力相对较大的中小型公司，保监会也允许小公司在新的监管体系下有调整空间。

“我们预计整体充足水平不会相差太远。但在极端情况下如果保险公司出现偿付能力不足，股东也无法再注资，保监会就会接手，从保险保障基金的功能也将体现。”一位项目组内部人员透露，“整体的设计原则是保证整体保险市场稳定，但也不是为了让所有保险公司都没有资本压力。现在要看公司的资本是否与风险挂钩，例如公司销售高利率产品但本身投资能力不匹配的话，在偿二代下将达不到资本充足的要求。”

按照时间表，今年上半年，产险的标准经过征求意见出台标准后，开始试运行，寿险是9月底能有标准出来，年底前争取开始测试，实施也会比产险晚（具体偿二代工作进度时间表参考链接）。

在工作小组更长的时间表中，今年将会把这三个支柱的监管标准设定推出。在此基础上将三个支柱标准融合为一体，把全行业160多家保险公司数据带入测算，观察达标情况，基于测试的结果做修订和完善，最后发布整个偿二代的标准，再考虑一套实施方案。如此安排，中国的偿二代最迟能在2016年初与欧盟偿二代一同正式运行。

中国监管机构计划3-5年全面建成偿二代。也有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欧洲修订偿付能力二代用了超过10年时间反复测试、评估、论证，中国要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监管体系转型，是一项很大挑战。

“这与银行业监管体系还不同，巴塞尔协议Ⅲ是全球银行业监管的标杆，对中国银行业监督规则有许多可参考借鉴内容，且四大行的经营已非常国际化。但全球并没有统一的保险业监管规则，欧洲与美国的制度差别很大，而且也同样在不断修订中，欧盟偿二代也因为各国差异较大推迟了三次，到2016年1月才实施，中国保险业的监管体系在参考欧美做法后还得走原创路线。”一位合资寿险公司研究欧美监管制度的分析师说。

挑战理想：定性监管

“操作性风险是最耗费监管资源的。”保监会偿二代工作小组主要负责人坦率地表示，制度的设计需要预留理想化空间，“总是要朝完美的方向不断努力”。

在偿二代的三支柱框架里，第一支柱的功能是科学识别可量化风险，并计算出与风险相适应的资本要求。主要考虑的风险包括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保险风险。

在此基础上，保险公司面临许多无法量化或难以量化风险。例如，操作风险难以量化，我国也没有积累这方面的历史数据，现阶段难以通过定量监管手段进行评估。因此，对于不易量化的操作风险、战略风险、声誉风险等将通过第二支柱进行定性监管。

“偿二代多了第二、第三支柱，特别第二支柱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新的监管的领域。”上述工作小组人士说。

二支柱里风险管理要求与评估，同样与一支柱里的资本要求挂钩。当保险公司风险管理能力不达标的时候，它的资本要求就会升高。反之亦然。偿二代下的资本要求与业务规模无关，甚至可能业务规模越大，某些风险是在降低。

“所以偿二代实际上是提供一种激励，一种经济上的刺激，让公司为了降低资本要求而不断去增强其风险管理水平。”该人士称。

所谓定性监管，是指一方面对保险机构进行总体偿付能力风险水平进行全面评价，做出风险综合评级；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对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提出具体监管要求，如治理结构、内部控制、管理架构和流程等，并对保险公司风险管理能力和风险状况进行评估，从而引导保险公司逐步建立自我风险管理，类似欧美监管框架下的风险与偿付能力自评估（Own Risk And Solvency Assessment，ORSA）。

“ORSA目前国内还达不到，只能先制定风险管理的最低标准和具体要求，自我风险管理需要逐步培育”。上述人士称。

但这里面的挑战是，治理结构、内部控制等定性的风险管理真实度难以监测。“除非监管机构持续性的现场检查和面对面访谈，否则会议纪要等汇报材料非常容易作假。”上述寿险公司风险管理部门人士说。

“实际上，如果一家金融机构出现近乎倒闭的危机，绝大多数情况就是操作风险造成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12年JP摩根的‘伦敦鲸’事件。”上述人士认为，如果合规操作，资本市场风险波动因为有可预期风险防控方案抵充，并不足以严重到倒闭。

除了内控，流程环节也可能存在操作风险，“比如去年‘光大乌龙指’事件，因为系统出现问题，这些风险按大道理都不是因为市场上的价格波动，或者发生天灾造成的风险，是IT系统具体运转的时候一个不小心，这也是典型的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是指由于不完善的内部操作流程、人员、系统或外部事件而导致直接或间接损失的风险，包括法律及监管合规风险。

“操作性风险是最耗费监管资源的。”保监会偿二代工作小组某位负责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他认为，制度的设计需要预留理想化空间，“总是要朝完美的方向不断努力”。

基于没有相关历史数据基础，偿二代下操作性风险暂时归类到定性监管支柱中，“未来时机成熟了以后再给更加精细的模型。目前按照保险核心监管原则（ICP）要求，操作风险是涉及系统、人员、经营活动中产生的风险。”上述工作组人士说。

据介绍，欧洲偿二代操作风险是要求量化。典型的操作方法是公司设有专门操作风险的管理委员会，而且可能不止一个层级。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包括业务部门、运营部门、IT部门、风险部门、合规、审计，从一线的到二线部门都有。

这些部门会是一些专家，用头脑风暴的形式，列举出各自曾经出现过的，或者预期可能出现的风险。比如说误导销售、欺诈，还有一些反洗钱失误，IT系统的崩溃的次数，还有整体崩溃的可能损失等等。

这个委员会的专家，先将这些场景发生的可能性低、中、较高、高，凭经验综合分级，再分别评估出一个损失严重度，最后将其最优估值出一个数字，这些数字都会变成资本要求。当然，就算欧美是将操作风险定量化，其计量方法也是比较“粗暴”的，毕竟大部分场景由头脑风暴而来。有部分在英国、法国、德国的那些公司也会每年积累这类数据，并将定量计算之后每年去根据上一年的操作风险情况重新回顾修订，时间越长，数据库越完善，随之对操作性风险的把控力就越强。

二代产险：巨灾风险因子融入

偿一代下，出于监管审慎性考虑，将打一定折扣后的实际资本与监管标准作比较，但其中的折扣幅度没有科学计量做支撑。偿二代努力做到的是，将资产按风险分类后，分别计算出每一类资产需要多少最低资本，最后汇总。

相比寿险，产险负债周期相对较短，利率波动影响较小，且在2010年保险业执行新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2号》）时，产险就基本采用了同会计准则原理一致的准备金评估方法。

也就是说，“产险现有这套准备金方法就能够满足我们偿二代的需要，而且公司现在已经运行了几年，偿二代中不会有太大调整。所以产险规则将早于寿险面世。”上述保监会偿二代工作小组核心人士透露。

但产险的承保风险比寿险难以评估和防范。即将出台的产险资本要求，将分险种推进精细化风险管理，同时融入巨灾风险因子。

也就是说，偿一代下，出于监管审慎性考虑，将打一定折扣后的实际资本与监管标准作比较，但其中的折扣幅度没有科学计量做支撑。偿二代努力做到的是，将资产按风险分类后，分别计算出每一类资产需要多少最低资本，最后汇总。

“这是全新的工作。整个中国保险行业没有算过，因为我们现在对资产那边的风险进行了细分，这边风险有很多。大类是信用风险加上市场风险，但这里面我们区分很多，比如说利率风险、信用风险、外汇风险、不动产的风险等等，所以这一块对每一类风险都把对应的资产拿出来做测算，看各种损失的情况，看损失会多大。”

这意味着，偿二代标准并非完全静态。未来偿二代这套计算方法确定后，其最低资本的要求也会随每个阶段市场风险变化而更新。

“测试的模型对风险分类更细致，能够清楚的区分哪些是准备金、哪些是保费带来的风险。同时在业务条线上，例如车险和信用险的承保风险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最后会看到每一类业务的保费要乘以一个因子，准备金也要乘以一个因子，加在一起就是资本要求。而且对每一个因子，我们都会用详细的随机模型算出来。而这些计量风险的模型，坦率说偿一代里借鉴欧洲做法并没有历史数据支撑测算”。

巨灾保险是今年保险业改革创新的重点之一。“去年开始热议的巨灾保险可能更多指的是涉及居民或农户、与政府政策性相关联的巨灾险种。但在工程险等商业险种中，巨灾保障内容已有十多年历史，而过去乃至目前巨灾风险因素，在我们看来都没有合理体现在定价中。”2月27日，慕尼黑再保险公司中国区总经理常青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称。常青同时也是中国保险业偿付能力监管标准委员会委员。

偿二代的风险计量模型中，专门增加了巨灾模块。“模型会分析历史上关于地震、台风等巨灾数据，把可能发生的巨灾情况都拿出来测量损失，然后找到一个平衡点。未来如果保险机构做与巨灾损失相关险种都要考虑到这些因子。”上述工作小组人士说。

将资本与风险挂钩的偿二代制度推进，给再保带来不少机会。常青认为，目前再保为直保机构分别提供风险管理方案与资本管理解决方案，“单一项目分保与缓解偿付能力压力这两类业务是分离的，并没有太大联系。偿二代下，将有更多公司注重利用提高风险管理能力来减少资本消耗，这对再保而言机会大于挑战。”